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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虚大师与上海佛教

来源:上海佛教网  时间:2012-01-12

    本世纪初,上海曾是我国民主主义思想家活动的中心,大师和他们交往中,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。这一因素,决定了大师的一生与上海佛教的特殊关系。以上海为舞台,创办期刊,成立教会,讲经和演说,发表一系列的忧世救国,改革僧制的文章。这不仅推动了上海佛教,对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现将其在上海的活动综述如下:

 

    一、三种革命说

 

    一九一三年一月寄禅和尚逝世于北京法源寺,噩耗南来,大师作“心丧八指头陀”,以志哀悼:

 

    相随学道白云层,棒喝当头领受曾。从此更无我师者,小窗垂泣涕如绳;万树梅花竟埋骨,一轮明月孰传心?遗诗自足留千古,翠冶香寒忆苦吟。

 

    二月二日上海佛教界于静安寺举行八指头陀追悼会。大师为了化悲愤为力量,在会上提出三种革命说,力主除旧布新。

 

    l、组织(制度)革命:废除剃度制度和传法制度,主张创办佛教大学,从学僧中选拔品学兼优的人才,主持寺庙。

 

    2、财产(经济)革命:废除财产寺庙所有制。主张寺庙财产为佛教公有,用来兴办教育和社会慈善事业。

 

    3、教理(思想)革命:剔除佛教思想中神教、鬼教、巫教等迷信成份。主张建立人生佛教,提出“如果发愿成佛,先须立志做人”。“人成即佛成,完成在人格”的著名论断。大师的演说,引起上海佛教的激烈争辩。“佛学丛报”主编薄一乘撰文说:“佛教革命之名词,发现未久,度亦妄人之邪说耳!若大庭广家之间,明目张胆,放言高论,则未免肆无忌惮矣!然即如某僧演说,佛教宜革命有之,亦唯第二条财产问题,尚有讨论之余地。若第三条之牵涉学理,窃恐非自命新佛之提婆达多从地狱复起不可!至第一条之组织革命四字,则不但无理由之可言,且并逻辑亦不可解矣”。大师因作“敢问佛学丛报”以答之。谓三种革命说,乃思想、制度、经济并重,实能握佛教革新的全部问题,非薄一乘辈可知。

 

    二、无神论宣言

 

    一九一三年三月卅一日,中华佛教会正式成立于上海,举冶开、熊希龄为会长,清海(静波)为副会长。任命大师为“佛教月报”总编辑。发表“致私篇”、“宇宙真相”、“无神论”、“幻住室随笔”文章。该列共出四期。九月份以费绌停刊。

 

    大师在“无神论”一文中,提出无神论宣言和宗教消亡的问题。无神论宣言的主要论点:“无神即无造物主,亦无灵魂,而一切皆以无为究竟也”。可见他是一位彻底的无神论者。后来又根据这一思想,提出人生佛教。主张佛教以人类为中心,破除以迷信鬼神为本的宗教,反对离开现实的人生,侈谈什么来世和超度亡灵等无稽之谈。在近代佛教史上,像他这样从理论到实践,反对造物之神,反对灵魂之鬼的,还找不到第二人。

 

    三、忧世忧国

 

    一九一八年秋,大师在沪厉爱多利亚路,与章太炎的也是庐为邻,往来甚密。遂与章太炎、王二苎、刘仁航、蒋作宾等人创立觉社,推蒋作宾为社长。觉社活动:出版专著,编发丛刊、演讲佛学,实行修持,十一月大师主编“觉社丛刊”,在创刊号上,发表“觉社丛刊出版宣言”。指出丛刊出版的时代背景,第一次世界大战时,亚非欧美各国,皆卷入战祸,国际风云,动荡不安。国内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加剧,军阀连年混战,铁弹纷射,火焰横飞,赤血成海,白骨参天。加之水旱之灾,疠疫之侵,使农泣于野,商困于廛,士无立达之图,工隳精勤之业。哀哀四民,芸芸众生,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丛书出版的思想背景,西方神教理乖趣谬,不足以轨范人事,我国的儒道二家,至于今日,亦奄奄一息,无有回天之力,晚近西方物质文明之传入,造成国人精神之空虚。

 

    值于中外战火弥漫,国内思想杂乱之际。大师认为唯有大乘佛教精神,才能担负起改造世界,挽救中国之历史使命。故发起佛化觉世运动,出版“觉社丛书”,拨一代之乱,图永世和平。期以佛陀无上正等正觉之教,平等流入人类心中;以六度、十善的菩萨行愿,创造人间净土,持有这一思想的人,还有觉社同人,章太炎、王一亭等等。当时我国正处于“五四”运动时期,新旧思想斗争十分激烈,忧世忧国的志士,试从多种思想中寻找救国的道路,大师的观点代表佛教知识界的思潮。

 

    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,觉社讲习部假尚贤堂请大师讲“二十唯识论”,四月一日大师又于觉社讲“观无量寿经”、“因明入正理论”。此时大师有办佛教大学及佛教孤儿院的倡议,社员孜虑规模大了,人力财力不足,未能实现。

 

    四、整理僧伽制度

 

    在上海发行的“觉社丛刊”创刊号上,发表了大师的名著:“整理僧伽制度论”。我国佛教到了近代,依然承袭丛林古制。僧家热中于赶经忏,超度亡灵,品质低劣、思想僵化。那些护法的居士们,除了造庙修塔、求感应,祈保祐之外,还有什么作为呢?这样老态龙钟的佛教,怎能立足于现代社会!大师有鉴于此,奔走呼号,提倡革新,于一九一五年撰写“整理僧伽制度论”,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,又写了“僧制今论”、“建僧大纲”等专著,主张健全佛教组织,提高僧侣和信家的德学,积极从事社会文化事业、福利事业。“整理僧伽制度论”共分四章。第一章论僧,指出汉语系佛教的特点,学理属于大乘系统,戒律专重小乘。所谓“内秘菩萨行,外现声闻身”。据此大师主张今之僧伽,应取僧伽之形仪,重菩萨之精神。僧众有住持佛教之责,在戒律上要严格要求,才能为人师表。但必须具有现代思想,以备弘扬佛法,觉世救人。第二章论宗,说明隋唐以来,我国佛教有八宗,宗宗皆圆,各有特胜,不无究竟。初学贵在一门深入。待精义入神后,自知殊途同归。故不可强调宗派门户知见,是自非他。第三章论整理制度,分教所、教团、教籍、教产、教规等项。主张寺庙财产,为教会所有,实行集产制度。立“法苑”“连社”为修习中心,第四章论筹备进行。整理僧伽必须上得政府的承认,下得僧家的同意。筹备圆满,时机成熟,乃可进行,不可鲁莽从事。大师整理僧伽的措施,现在看来虽然步子迈得不大,但“整理僧伽制度论”,是我国近代佛教第一本论改革僧制的书,不失其重要价值。

 

    五、科举的人生观

 

    一九二五年一月,大师自甬抵沪,以“科学的人生观”及“大乘与人间两般文化”交泰东书局发行。一九二三年张君励作人生观的演讲,引起丁文江的反驳,有科学与玄学之战。接着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,转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争。大师参加了这一论战,撰写“科学的人生观”,主张科学之经验,是一切学术的根本。宗教、玄学、哲学等领域,均依感觉经验为出发点。但一般科学经验,末得究竟,唯有佛法才能完成这一使命。 现代狭义科学家所用科学方法,未能自祛其感知上的错误认识,得少成绩而生执著,沾沾自喜,故其错误,难以尽去。

 

    科学方法,当以扩充感觉经验力量最为重要。今之人颇,于六识中,唯有视觉、听觉,尚能得到一定的发挥。而于嗅觉、味觉、触觉发挥得极为不够。至于意识,更不能达到穷幽发微的境地。为了弥补这些不足,大师认为应以瑜伽的方法,改造狭义的科学方法,成为广义的科学方法,以得由纯正的感验而获得明确的理知。所谓瑜伽的方法,即先使意识集中,澄思静虑,进而对事物分析观察,得到直接的感验。

 

    论反人生观,大师认为人乘佛教,为佛教的基石。释迦出世的本陵,于“法华”“华严”等大乘经内,显说众生平等的究竟实相,阐明科学的人生观,畅谈佛教的本来面目,反对神祐论,宿命论等反科学的婆罗门教的教义。

 

    “大乘与人间两般文化”,为大师对东西方法此较之作。他认为东西文化各有所偏重。东方文化:理智上是离言契性,行为上是克己崇仁,信仰上是融神同本。西方文化;理智上是藉相求知,行为上是纵我制物,信仰上是取形弃神。对东西方文化的缺点,应以大乘佛教思想导之,使其完善。

 

    六、筹备法苑

 

    大师为了解决新僧运动的基础,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二日,在上海静安寺路一五二号设立法苑,举行开幕典礼。有章太炎、王二号、谢铸成、王森甫、陈维柬等人参加。在会议上大师提出改良经忏,除其迷妄成份,增强理论部份。廿四日法苑举行祈祷息灾法会,凡七日。李开宪、陈元白、汤乡铭等人,特来参加。大师在会上,宣讲“楞伽经”大意。章太炎书:“性空彼此无差别,力大乾坤可跌交”一联赠之。法苑的布置和寻常一般梵宇禅寺不同,入门为一花园,园俊华屋三层,会场设在下面,中层为佛殁,上层为新僧修持室。大师撰写法苑宣言:晷云:“今世穷奢物质,极欲竞争,形体疲于奔命,精神失其宗主,本苑弘扬佛化,实行佛事,使存者生活裕如,逝者往生净域,而共得精神之安慰”。

 

    大师此举,是从其一九二二年“无神论宣言”向后倒退,遭到有识之士的批评,彼时我国革命风暴,席卷全国。不去引导一般僧象走生产劳动谋求生活的道路,而藉改良愚迷陋习之经忏,赖以生存,与时代气息,格格不入,实非善策。与此同时,大师又于“法苑”为张歆海及王森甫依佛式婚仪谛婚,新即穿玄色哔机西装大礼服,左手套念珠一串,礼堂中央供玉观音像,桌上铺以金线绣成佛字之毡,并有黄缎领帐二,上书新即新娘姓名,有六位新僧着浅色袈裟,于罄鼓声中宣诵佛号。大师居中,为之证婚,如此仪式,虽属别开生面,遭却到守旧派的猛烈反对,指“法苑”为共产党机关,因之“法苑”之经忏来源,日益减少,新僧还动之经济基础,恰似海市蜃楼,乍现即灭。

 

    七、人生佛教

 

    一九二八年五月太虚应上海俭德储蓄会邀请,演讲人生佛学。主要内容:

 

    1、佛法既然主张普度一切有情,应适应现代文化,当以人类为中心,建立契合时机之佛学,一变过去神本鬼本之佛教为人本之佛教。

 

    2、佛法既然主张生命无始无终,应着眼解决现代社会人生问题,当以求人类社会发达为中心,建立契合时机之佛学,是人生佛学的第一要义。

 

    3、佛法虽有诸法无我个人解脱的小乘佛教,然膳适应现代社会的群体,当以大智大悲开展群众运动为中心,建立契合时机之佛学,是为人生佛教的第二要义。

 

    4、大乘佛法虽以一切有情普皆成佛为究竟圆满法,然大乘有圆渐与圆顿之别,为适应重实验、重秩序、重证据的现代科学,当以圆渐的大乘佛教为中心,建立契合时机之佛学,是为人生佛教第三要义。

 

    这篇演讲奠定大师人生佛教的思想基础,以后虽发表多篇此类文章,都不能离开这三个要义。

 

    八、痛斥大愚

 

    一九二九年大师讲学欧美,四月廿九日还抵上海。三十日应大愚之请,假印心精舍讲“去欧美讲学及经过之一斑”。时大愚在沪弘法,自谓庐山闭关念佛,得见普贤现身,授以心中心咒。好言宿命,以神奇惑众,哄动全国。大师对大愚这一错误行径,予以迎头痛击。在致“王森甫、陈冲喈书”说:大愚倡言宿命,事无可稽,徒益人疑谤,皆不应传述。大抵迷信,徒增鬼神之焰,反蔽佛光。”又于“海潮音”月刊登载“太虚启事”:“大愚多预言世事,淡人宿命,以神相骇异,遂履书戒之”。大师此举,为挽救中国佛教,也是为了挽救大愚。不意遭到大愚徒众反唇相讥,滋生谤言,时印光法师亦致书某居士,斥大愚之谬,遂引起佛教内部迷信与反迷信之争。

 

    九、中国佛教会

 

    一九二九年六月初,中国佛教会在沪成立。大师于三至六日出席中国佛教会第一次执监委员会,被选为常务委员。又于九月一日出席中国佛教会第二次执监委员会。中国佛教会的成立,是大师与王二争联名致书蒋介石,乃得内政部准予备案。佛教会成立之始,人力财力,困难重重。王一亭呼吁各大丛林发慈悲心,出钱出力,以示支援,响应者寥寥无几,更加之僧界惘惘,符合佛法纯正宗旨的措施,不能推行,令人遗憾,大师鉴于旧僧之蓄意毁谤,佛教会务之难以开展,于十一月廿九日遂辞去中国佛教会常务委员及学习委员长之职,因佛会坚留,不果。一九三零年三月廿五日,在上海召开第二次执行委员会议。

 

    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,大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佛教代表大会,被选为执行委员。会上大师提出:“敷衍之教会,不如不办”。主张改革中国佛教会:

 

    1、必须精选德才兼备之僧伽,正信之居士,以构成常务委员及总办事处。每年必须将议办之事,通知全体执监委员与各省佛教会,以备督察。

 

    2、最少须筹有固定经费三万元,除常委及办事员固定工资支出外,还要创办会报,兴建全国各级佛教会办事僧员训练班,以期在各省、县级佛教会里,能有贯彻本会宗旨的办事人员。

 

    否则,空挂一块招牌,徒耗各地寺院供给数干元之经费,倒不如迅速解散。会议改选,太虚、圆瑛、仁山、召源、德宽、王一亭、关炯之、黄忏华为常委。

 

    一九三六年,江苏、湖北、安徽、四川、云南等七省通电抨击中国佛教会。五月十六日,大师就改组中国佛教会事与各方面商谈。六月二日大师致书屈文六,强调加强团结。盖以今后佛教之建立,须托命四家有秩序之和合组织。不和合不能有秩序,妩秩序亦不能成和合”。

 

    十、宗客巴的启示

 

    一九三零年六月廿五日,大论于上海觉园接见康藏留学团团员恒演。演编有“暑述西藏之佛教”一书,大师读后认为宗喀巴之三大道次,教团基于律仪。密宗纳于教理,轨于律仪,与己意见相合。序中有日:

 

    “宗师以行果证,与宗继有人之故,久成胜业。吾乃徒托空言,不唯为世所嘲侮,而从予起信入门之弟子,亦有违越而不听受者,则又不禁悲惭寒心,而俯仰无以自安也。”康藏留学团,迨大勇卒后,由大刚领导。彼等迭陈两电,望大师先往西藏,修学正法,再事弘通。武汉王森甫、罗奉僧、张纯一驰电大师:“区区藏文,何足劳虚公一盼。即令含义弘深,已有法师及诸同学,留学多年,专精研究,自能负网罗介绍之全部责任。更不烦虚公舍全就偏,拘于一隅。”暴露大师门下之明显分歧。

 

    十一、动员佛教徒抗日护国

 

    一九三三年五月大师于上海永生无线电台,播讲“佛教与护国”,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山海关,入侵热河,国难日深,信家普仁、普勇、普德、商诸大师,创组“青年佛教徒护国团”。大师电全国各省市佛教会,劝组织“青年佛教徒护国团”,团员力主从军抗日,部份从事募捐,参加医疗救护队、慰问队、运输队、宣传队等方面的活动。

 

    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我国,民族危机日益加深。大师动员国际力量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暑,于三月一日作“佛教和平国际提议”一文,分送世界各国。由克乃生、胡厚甫、清水等人译为英、法、德文。主要内容谓:

 

    “太虚法师现因鉴于国际危机日追,而臼负有数千年之历史,东洋文化之大背景的佛教,以阻于国境关系,致使彼此佛教徒应行之切实握手提携,未能圆满进行,深以为憾。故如能在上海联合各国佛教徒,以佛教之根本和平旨趣。谋亲善之工作,为开始适当之会合,作推诚无猜之意见交换,尤为时代之殷望。至芦沟桥事件爆发,国难教难,日深一日,大师顿感其国际和平运动破产,赋诗抒发悲慨:

 

    心海腾细湏 风雨遭孤灯 卅载知忧世 廿载励救僧,终看魔有勇 忍说佛无能 掷笔三兴叹 仰天一抚膺。接着大师电告全国佛教徒,奋勇护国,竭力投入抗日工作。如救护伤兵,收容难民,掩埋死难,灌输民象防空防毒等战时常识。

 

    十二、告日本佛教大众

 

    一九三四年大超、邓慧载承大师之意,于“上海市民报”编“佛教特刊”,不久停顿,大师看到依附他人难以应事,遂积极主张创办“佛教日报”,一九三五年四月十日在沪创刊。大师任社长,作“发刊词”,范古农任总编辑。该报发刊不久,即客观报导了关于中日佛教学会的辩论。支那内学院熊东明作“辟中日佛学会”,定公(巨赞)作“中日佛学会告国人书”。指责大师及其门下,勾结日人,为害国族。大师门人墨禅作“诫支那内学院”谈玄以中国佛教调查团名义,作“支那内学院之鬼域”。攻击内院存心嫉忌,意图染指庚款,双方纷争不已,五月九日大师致害欧阳竟无,望其一察其门下所为。为了澄清是非,大师于五月廿二日作“告日本佛教大家害”。

 

    “去年日本青年佛徒,联合沿太平洋各国青年佛徒,开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,自凭片面希望,于报纸传宣,可邀太虚之友生出席,致太虚为嫉害者乘间攻毁,全国报纸流言四起,竟令辩不胜辩。乃于今年三月初,“申报”转载贵国报纸,又云:“以日华佛教学会为中心,于太虚所办世界佛学院,作有力之声援”。虽贵国佛徒或原出于好意,然初末与太虚商洽而有所承认,远作此片面之宣传,又徒引起贪嫉者对太虚为挟嫌之訾毁,此非与中日两国之佛教,有百损而无一益者耶?

 

  于上海“一二八”时,太虚曾作“因辽沪事作为中日策安危”一文,告日本佛教大众:“虽中日两民族,不应相扼以俱尽,当谋互助以共存”。然谓:“若非还我东北,恢复中国强土政治上之完整,则中国对于日本民族之感情,未由好转,而吩日本之佛教徒力促日本国民之觉醒。太虚持此宗旨,迄今犹昔。故特此再告日本佛教大众:诚能力促日本佛教朝野,入于回复中日民族感情之正轨,则中日佛教自可共图发扬。设枝枝节节,作空言无实之引诱,必致徒劳无功。尤冀对于太虚,勿再播无据之空气,以益深中日佛徒之障隔。”大师此书正面驳斥日本报纸的片面宣传,侧面兼答国内各方面之訾毁,以正视听。

 

    十三、驳斥中国无僧伽论

 

    锡兰僧人纳罗达公然声言:“中国无僧伽”。大师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廿九日在沪特约晤谈,赵朴初、徐和卿译语。慧松记录。大师列举实事驳斥纳罗达的中国无僧伽论。

 

    纳罗达第一个论点:中国无僧伽,无比丘。大师答:我国传授戒律之历史,自曹魏嘉平年。已有昙摩迦罗——法时阿罗汉,来洛阳举行开坛传戒,此为中国正式受戒之始,有信史可查。为中国比丘尼受戒,又派专人到印度迎请廿位比丘尼来中国传戒,在途中死了几位。现在中国各律寺传戒之仪式,犹保存昔日之传统。今日中国持律清净比丘,如过午不食等,仍大有人在,怎么能说中国无比丘!

 

    纳罗达第二个论点,中国无清净比丘传戒,受戒者也就谈不上清净比丘,大师答:不能说小国传戒的人都不清净。我昔年曾作“整理僧伽制度论”,参考南传佛教各国僧伽之生活,重兴中国佛教律制。整理僧律,印度佛教史上已发生过多次,故我国现今也应自行整理。

 

    纳罗达第三个论点,中国无清净僧团。如苏州灵岩山虽较清净,但不能参加锡兰之僧伽律仪。大师答:在印度往昔有部派佛教之别,传到中国也有多派。中国持律僧不参加钖兰持律僧团,犹如印度部派佛教时期,此部僧不能参加彼部僧团,是一样的道理。

 

    十四、问政而不干治

 

    抗战胜利俊,大师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六日由南京抵沪,驻锡静安寺。上海佛教界假静安寺举行盛大欢迎会,大师接见记者,抨击国民党政府对收复区之政策。七月十五日于上海成立觉群社,创办“觉群周刊”,鼓吹“议政而不干冶”。认为佛教徒,如果超政治,过政府与社会摧残,易招破灭;从政,容易随政府倒台而受到致命打击。最稳妥的办法,是“议政而不干冶”,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

 

    大师认为政乃家人之事,僧伽是众人的部份,对众人所感之痛苦,所求之福利,不能漠然视之。僧人既然是国民的一份子,就有权参加民众社团、乡、区自治会议,县参议会、省参议会,国民代表大会,与全国民象一道讨论国家人事。僧人可以参加选举,被选为议员,但不求作宫(文官、武将)。为了保障佛教利益,大师认为佛教有组织政党之必要(如西欧国家有天主教、基督敔政党),如需要出而领导,则自当舍身舍心以图之。现在因缘未具,望觉群社为其联络。后来大师逐渐清楚明了,中国僧伽数量少,质量低,议政也是十分不易。

 

    十五、逝世于玉佛寺

 

    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,大师闻福善病,于风雪中自甬来沪,驻钖玉佛寺直指轩。福善于二十日逝世,大师深痛之,作“恸福善”,深为上海佛教前途惜之,三月十二日,为玉佛寺退居震华封鑫说法,忽中风旧疾复发,医治无效。于十七日下午一时一刻逝世于玉佛寺直指轩。弟子集议继承大师遗业。决定:法尊主持漠藏教理院,苇肪主持武昌世界佛学院图书馆,尘空主编“海潮音”,印顺主编“太虚大师全书”,舍利塔建于奉化雪宝寺。

 

 

(责任编辑:张国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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